阎连科的四书

阎连科的《四书》，他是用“神实主义”做标识，我是不赞成这样的提法的，我认为它是“荒诞批判现实主义”。

丁帆人文讲座现场

教育部南京大学新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丁帆受邀在华中科技大学当代写作研究中心的“春秋讲学”开始了第一堂讲座，讲座主题是“文学与知识分子的良知”这个沉重又恒久的话题。

既从官又从商的“寄生鸟”在犀牛身上

读美国、法国一些书籍，比如说知识分子的权利、责任和义务。知识分子应当承担道德责任，但知识分子到哪里去了，知识分子怎样吸食鸦片的？这是读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这个很有名。我就写一批这样的随笔，如《消失的知识分子消失在大学里》、《最后的知识分子》、《怎样看待知识分子与僭主政治》等等。

再就是我对当下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一些思考，如《新世纪文学中价值立场的退却与乱象的形成》这篇文章是在哈佛燕京跟复旦大学联合举办的一个新世纪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那次会议我没准备发言，但是会议日程里面有我第一个主题发言，我丝毫没准备，因为前一天晚上正好是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我一直看到凌晨三点钟，而早饭过后就要发言了，我便匆匆拟了一个提纲，那个提纲当时是21条，其中对当前的文学创作列了11条，对文学批评列了10条。针对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弊病和乱象开了一炮，没有想到的是，我发了言以后，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响。

《文学报》的主编约我对当前的批评写一篇文章。他用一个整版登出了那篇题为《缺“骨”少“血”的中国文学批评》。还有一个文章比较重要，那是一篇随笔——《对两种流派文化的深刻批判——重读鲁迅〈“京派”与“海派”〉 “京派”和“海派” 》，指陈中国现在的作家也好、批评家也好，也是要么从官要么言商。现在与鲁迅时代所批判的那两种文人又多了一种：从商和从官的结合体。既从官又从商的“寄生鸟”大量地出现在犀牛身上。这个“犀牛”就是作为载体的巨大的意识形态的机器，它喂养了这批人，现在一批资本家又包养了一批文人，让他们成为豢养的宠物。

还有一批文章就发不出来了，这就是批判文革式的“知识分子的幽灵”的文字。里面不敢发的原因，是我20年前写的一批随笔。比如像《历史在这里沉思》，那次我去重庆开会，到过重庆的渣滓洞、白公馆。但是一直想看的却是沙坪坝公园后面那个红卫兵墓群，这个连重庆人未必都去过的地方，是全国唯一保存的最好的红卫兵墓群。

20年前的那次开会我说我不是来开会的，我是看那个墓群的。我带着几个研究生逾墙而入。后来谢冕、陈美兰先生们也都来了，那时候我觉得他们很老了。20年前我才40几岁，他们60几岁，他们也从围墙爬过去看墓群。我就写了《历史在这里沉思》，后来《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了，作为散文作品发表。

那时我要强调的是，“文革”在中国有巨大的土壤，只要时机成熟，革命的烈火就会熊熊燃烧起来。直到今天我说，那时候20年前写的一系列的这样对“文革”的反思，就是想敲敲警钟，比如说后来看到《血色浪漫》第一部和第二部以后，感觉到的是一股对革命的眷恋与冲动。尤其是我看《阳光灿烂的日子》，它把整个“文革”美化了，影片的内涵变成了青春冲动的美化。而我是亲自历者，文革背后的许许多多血和泪被这种浪漫湮没了，幻化出一片辉煌。

重新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精神

那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中国知识分子在哪里？我以前一直是提倡“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精神，这次我要反思。这次我在广州会议上发言就讲，“五四”有两个“五四”，一个“五四”是批判的“五四”，也就是批判精神的“五四”，是知识分子建立了那个批判精神的“五四”时期，而这种批判精神到了后面，也就是 0年代“左联”成立以后就开始异化了。

这种异化不能全怪体制，从客观上你可以怪体制，从主观上来说，知识分子进行反思更多的是因为我们实行了自我“阉割”，精神的“阳痿”——就是被知识分子“自宫”而形成的。我说启蒙，“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对于一个反封建的大众启蒙，这个启蒙很快夭折了。这个夭折被李泽厚解释为“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其实不仅仅是救亡打乱了这个启蒙，问题是知识分子自己的启蒙匮乏就值得反思。

也就是说，“五四”新文化运动那个启蒙，是知识分子自以为掌握了启蒙武器，自上而下地对人民群众进行人道主义的启蒙，但是人民群众就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在自说自话。而且这种启蒙本身也带着巨大的蒙昧，所以它很快就被封建专制同化、御用，它没有完成一个独立的启蒙意识体系，也就是自我启蒙没有完成你就去启蒙别人，这样的启蒙是必定要失败的。最可怕的它已经变成了荣格所说的知识分子“集体无意识”，如果是“个体无意识”那还好说，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那就是一种国民性。

“土改”几乎在我们的文学作品只呈现过一次

我这次在散文里面写到一个细节，我是8 年去人民文学出版社搞《茅盾全集》的。有很多校勘是茅盾的手写原稿，是茅盾用毛笔在毛边纸上写的。我当时比较守规矩，没有把它留下来，每天干的事情除了校勘以外，我就是就着灯光看他涂改的文字后面原来怎么写的，他是如何迎合意识形态进行修改的——茅盾喜欢不断地改自己的稿子。那时我要把那个原稿留下来，那今天一定会写一篇非常生动的《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1949年以后“土改”几乎在我们的文学作品只呈现过一次，“土改”题材的作品现在仍然是很少，有一些是非虚构作品，今天的作家在这样的苦难面前闭上了自己人性的眼睛，而这样的“土改”就只有阶级斗争的样式，那就是获得斯大林奖金的两部作品，一个是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一个是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

接着是镇压反革命，还有“三反”、“五反”，反“胡风反革命特务集团”。然后就是“反右”。到57年的“反右”，这些历史一直到“伤痕文学”的时候才开始大量涌现，所以“伤痕文学”时期被人们誉为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现在很多人怀念80年代——当然那是一个文学开放的年代。周扬一生说的最准确的话是“文学是中国社会政治的晴雨表”。中国政治要有变化，首先它的文学会有变化。

有人把80年代看作是二次启蒙，这就是“伤痕文学”的巨大作用——唤醒了国人对“文革”的反思，对“反右”的反思，对历次政治运动的反思。一个一个平反了，55万“右派”被反思得最后剩下三个右派，包括罗隆基、章伯钧和“失踪”的储安平。

没有几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更不要谈知识阶层了

被称为第二次“黄金时代”的启蒙为什么很快就夭折了，那就是1984年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那一次轰轰烈烈的运动就要开始了，是亏了被胡耀邦扭转过来了。前天我在广州会议上说第三次启蒙在新世纪更加艰难了，因为“两间余一卒”那是鲁迅的感觉，“荷戟独彷徨”，在天地之间有几个兵和卒呢？

没有几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就更不要谈知识阶层了。比如说我那次批评苏童的长篇《河岸》，我是善于拿好朋友开刀的人。苏童的《河岸》，我看了前面1/4的时候就很激动，想写一篇文章，那就是苏童塑造了一个少年阿Q的形象，结果他后来笔锋一转， /4都写琐碎的日常生活和琐碎的爱情生活去了，把一个非常深刻的文革主题生生地淡化掉了。

反映“反右”和“大饥荒”历史题材的作品还远远不够，我们只看到有名的《夹边沟记事》——杨显惠的非虚构文学。《夹边沟记事》里面就描写了右派改造，有人比喻这是中国的《古拉格群岛》——索尔仁尼琴获得奖的作品。《古拉格群岛》没看过，你对苏联文学肯定是不了解的。谁看过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和《静静的顿河》？

去年我和阎连科、陈晓明等几个人到美国杜克大学开了一个研讨会——关于阎连科的《四书》——国内没有这个书的版本。我查阅了一下《四书》的评论，上海的张定浩写过《四书》的评论，但是他根本就不了解这段历史，胡说对“反右”尤其是“大跃进”这样的历史一个小学生都能了解，查一下字典就行了。

我说字典里面有吗？连小学到大学的教科书里都没有的陈述，你凭什么说人人皆知？一个80年代出生的所谓新锐批评家，对历史无知，居然说这样的作品全是作家臆想的失败。我在上期的《当代作家评论》里面严厉地驳斥了这种所谓新生代、新锐批评家。你可以对历史不了解，但是你不能无知。不要说你没有理性的知识，你感性的知识也没有。你爷爷没跟你讲吗？你爹没跟你讲吗？

我们在被历史遮蔽的情况下来阅读文本那肯定是隔靴搔痒的。阎连科的《四书》，他是用“神实主义”做标识，我是不赞成这样的提法的，我认为它是“荒诞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写“大跃进”把一批右派放到黄河滩上面进行思想改造，让他们去种粮食，小说是用荒诞的批判现实主义手法结撰主题的，有一个夸张变形的细节就足以说明其真实的荒诞和荒诞的真实：为了种这个粮食，主人公就抽自己身上的血天天注射到谷子上面，让它长得很大，然后结一个穗子有多少斤，拿到北京去献礼，到了最后人都饿死了。

人性在那样的环境里面互相猜忌、互相算计，就在这样一种苦难中自相残杀。就是这样的历史环境，张定浩们当然看不懂这样的作品，但是还居然能发表出长篇的评论来，这是中国批评界的另一种新的悲哀。

“文革”研究在海外，我到美国大都会图书馆，里面把很多的小报——红卫兵的小报——各地的小报都收到。我到马来西亚去，因为当时革命输出，马来西亚居然也有红卫兵小报，封面的最高指示是毛主席语录。我后来看到很多资料，当时一个叫陈平的在马共搞文革。为什么新加坡独立出来？新加坡60年代与马来西亚分割开来的时候，坚决制止革命的输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关系就在那时候开始疏远的。一个是文革搞左，一个是加快资本主义。

为什么后来改革开放选中了新加坡模式？我经常到新加坡去上课，道理很简单，李光耀倡导的是经济上高速的资本主义发展，政治上的高度集权这种模式是适合当时的中国国情的，为此，我在新加坡开了一次讲座，90年代在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很少有人来听。我是2004年讲的，有400来人听，我就谈到这段历史，果然我讲邓小平后，有一个老人站出来了，高喊要打倒邓小平，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我很惊讶新加坡怎么冒出来这样的人，旁边就有另外的老人说，他就是当年的红卫兵——马来西亚的红卫兵。我觉得“文革”不仅仅影响在中国，在东南亚、柬埔寨都能够找到它的踪影，包括法国红卫兵，还有日本的红卫军，都是文革的辐射影响。我看过一个资料，日本的红卫军到90年代还有，还拿着一个手榴弹去炸人，很有意思。

但是大量的研究资料在国外，我每次出国，把大量的谈“文革”的书籍带回来，看了以后很亲切，但是也很惊讶。

最近江苏一个作家夏坚勇写《绍兴十二年》，过去他写的大散文比余秋雨的大气多了，里面有丰富的历史内涵，一部《湮没的辉煌》足以使他留名文学史。去年，在《绍兴十二年》讨论会上，我说书中写的绍兴十二年南宋岳飞时代的种种事件的构思就是影射文学。

当时我就谈影射文学内涵，我一说出去，他就说：这句话是老师你讲的，不是我讲了。我说不要紧，是我讲的。我现在看了两部电视剧很感慨，一个是《琅琊榜》，看到许多地方就会心一笑。还有《老炮儿》，你们对“文革”不了解，要是看懂了《老炮儿》，你们就懂得了文革。

如果讲的不妥的地方，大家可以批判，可以商榷。谢谢大家，耽误大家时间！

    （实习编辑：郑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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