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轶事作为王羲之的粉丝为何贬低王献之

　　唐太宗轶事：作为王羲之的粉丝为何贬低王献之

　　历史上往往以“二王”并称，又往往以大王概括小王，但王献之书艺自有其独立价值王羲之至会稽后，书法艺术成就达到顶峰但誓墓不仕后因笔札多为代笔人所书，乃有非议

　　王羲之逝世后到南朝梁初，约一个半世纪，在此期间王献之书因其媚趣研润、逸气洒脱，学其书者盛极一时其间名家师法小王者，如《书断》所载，即有桓玄、宋文帝刘义隆、羊欣等特别是羊欣，被称为“人于室者，唯独此公”，所以时人谓“买王得羊，不失所望”

　　另外还有薄绍之、谢灵运、孔琳、邱道护、齐高帝萧道成、萧思活、范晔等，也各具小王意趣这是王献之声誉日隆的一个原因羊欣书艺独步于王献之之后，传授门徒，使献之的影响更为扩大

　　那么，唐太宗为何要贬低王献之

　　有的学者认为，在初唐李世民要学书，必是从王献之人手，因为那时王献之的手迹比其父的容易得到后来李世民才看到王羲之的墨迹李世民也许不甘心居于王献之之下，便把其父抬了出来

　　由于李世民推崇大王、贬低小王，当时人士慑于皇帝的旨意，遂把有王献之署名的遗迹抹去其名字，或改为羊欣、薄绍之等人姓名

　　但是唐人学小王者仍很多，特别是“唐人草书，无不学大令者”（吴德旋浯）

　　欧阳询的真、行便既学大王，又学小王，而别成—体近人沈曾植也说：“率更（指欧阳询）行草，实师大令而重变之”虞世南和其他一些书家也学王献之，张怀瓘说：“虞书得大令之宏规，含五方之正色，姿荣秀出，智勇在焉王绍宗，清鉴远识，才高书古，祖述子敬孙过庭，博雅有文章，草书宪章二二王”

　　唐人对王献之的草书很重视，尤其是狂草张旭的草书就从王献之化出唐蔡希综《法书论》云：张草“雄逸气象，是为天纵”，“议者以为张公亦小王之再出”怀素也皈依小王，其《圣母帖》“轻逸圆转，儿贯王氏之垒，而拔其赤帜矣”（见赵岫《石墨精华》）由此可见，尽管李世民贬低小王，但终唐一代，还是有很多人向王献之学习的

　　五代后周杨凝式兼学“二王”，学习献之取得卓越成就沈曾植说：“草势之变，性在展蹙，展布纵放，大令改体，逸气自豪，蹙缩皴节，以收济放（张）旭、（怀）素奇矫皆从而出，而杨景度为其嫡系”（《海口楼札丛》）

　　宋代四大书家之一米芾称：“子敬天真超逸，岂父可比”“大令十二月帖，运笔如火箸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也”米芾服膺王献之，并且心仪手追这种“天真超逸”的意趣米书与小王书血脉贯通

　　另一书家蔡襄也说：“唐初，二王笔迹犹多，当时学者莫不依仿，今所存者无儿然视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柳（公权），号为名书，其结约字法皆出王家父子，学大令者多放纵，而羲之投笔处皆有神妙”蔡襄追慕晋韵，其媚趣研润则与小王近似

　　黄庭坚也称赞“大令草入神品”，黄书“运笔圆劲苍老，结体紧密纵横处，从颜柳诸公上接羲献”（笪重光语）

　　即如苏轼，其书而目虽与“二王”不类，但也有相通之处

　　姜夔对小王也多推崇，曾说：“世传大令书，除《洛神赋》是小楷，余多行草，《保母砖志》乃正行，备尽楷则，笔法劲正，与《兰亭》、《乐毅论》合，求二王法，莫信于此”

　　元明清以来学小王书法而成就卓著者有元代赵孟頫，明代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清代王铎等，例子很多，不一一列举

　　总之，王献之的书艺对后世影响深远，自有独立的价值以“二王”并称也成为书史上的专名“父之灵和，子之神骏，皆古今独绝”，难怪人们称王羲之为“书圣”，称王献之为“小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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