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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日，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走入 大学“人文素养大讲堂”

王德威主编的《新编现代中国文学史》

日前，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教授、学者王德威到 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7月 日下午18时，王德威走入 大学“人文素养大讲堂”，以“‘世界中’的现代中国文学：论《哈佛新编现代中国文学史》”为题做了一场主题讲座，这是王德威此次行程中所开展的一次最重要的学术交流活动，此次讲座由 大学的图书馆和文学院共同主办。他认为，这世上伟大的文学作品不仅仅是写出的，也是读出来，还是批评出来的，告诉世人一部文学作品哪里好，为什么好，是批评家文化职责所在。

有趣的文学史

所谓“治学先治史”，由王德威主编的《新编现代中国文学史》（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一书，今年5月刚刚在美国上市，这是一套非常有趣的书。“不必把文学史当作惊天动地的东西”，他想写的是一本有趣的书。有关“中国文学史”，王德威收集了大量的资料，从1922年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到1951年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从1924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到1975年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这个名单的开列让大家对此类“史书”一目了然。但王德威一直在讲座中强调“文体”的问题，他认为目下的文学常有样式为小说、散文、诗歌、剧本，最多再加个报告文学，其实这样的文学样式还是近代拜西方文化影响所赐。他以西晋文学家陆机的《文赋》为例，《文赋》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名篇，把创作方法、修辞技巧等都写进了文学批判议题。同时他认为中国的“文”源远流长，意味、样式、文章、气性、文化与文明蕴含其中。“文”是审美的创造也是知识的生成，而文学就是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从一个地域到另一个地域，对“文”的艺术铭记。

此外，王德威也解释了“世界中”的意思，它的英文被写作（Worlding），是由哲学家海德格尔提出的一个术语，他将名词的“世界”动词化了，这是在提醒我们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在那里，而是一种变化的状态，一种被召唤被揭示的存在方式。这里的解释当然是难为了让大家明白今天讲座题目里“世界中”的含义。其实这也是为了讲明白王德威教授后面关于“文学史”的认识论。

所以要提到文体的多样性和“世界中”的动词概念，其实是为了更好地解释王德威《新编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书所使用的架构手段，他不想再像从前的文学史那样走一个在时间线性化的道路，而是采用一种在时空上“互缘共构”的方法，这能让他所写的文学史变得更加立体。王德威在现场解释，比如19 5年，这一年有什么事发生呢？影星阮玲玉留下“人言可畏”四个字，然后自杀了。同时张乐平的著名漫画人物“三毛”诞生，这个苦难中的小孩影响了后来一代代的国人，其中有一个台湾的叫陈平的女孩子，她后来开始写作，成为作家，他的笔名就是“三毛”，而这个“三毛”在1991年自杀，与19 5年的阮玲玉又形成了某种行运营地方行业站或者门户社区为与命运上的暗合。王德威说这才是他文学史采用的方法，漫画、电影、纪录片都是文学的构成办法。

文学专访

新文化：文学评论是您的专业，如果说一位出自东北的作家，您不用刻意想第一反应会是谁？萧红？迟子建？

王德威：第一反应还是萧红，其实端木蕻良我也很感兴趣，但是比较而言还是会选择萧红，因为她丰富么。萧红写作凭借的是才华与生命，在她短暂的生命历程里有一个长途的人生跋涉，从东北到上海再到大后方，没有几位中国的现代作家有那么坎坷的遭遇，这个遭遇里面同时酝酿了她的文学想象，她最精彩的作品《呼兰河传》是在香港写的。那时她经历着非常凄惨的生存环境，乱世么，但是她却在小说保持了那么纯净的叙事态度，让我们几乎可以误会这是一个非常天真的，其实她不天真，萧红让人着迷就是她的复杂性，我想这是我会首选她的原因。

新文化：关于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您的研究灵感源于何处？您曾经翻译过米歇尔·福柯的著作，且与夏志清教授关系密切，您的研究是他们的结合体吗？

王德威：福柯与夏志清是完全相反的两个方法学，夏先生是自由主义、英美的人文主义传统，新批评——也就是阅读文本，对文本以外的世界相对没有那么重视。米歇尔·福柯等于后现代的方式，突出解构，以及对于人的意义的怀疑，对西方文明从根脉上就开始解构。我觉得在两个方法之间我更偏向文学与世界、文学与历史互动的角度，所以我不见得仅仅是这两种方法学的影响。但从底线上说夏先生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因为夏先生的方法告诉我文学是一个很有想象力又很真诚的事业。这话听着有点空，可却是我的心里话。因为这么多年以后我们回来看西方，各种理论来来去去为什么不自己开店卖呢。就像商品的品牌一样。文学阅读量的累积，的确会让你产生一个评判标准，这个标准是从内心发出来的，而不只是表面上方法的运用，所以在这两者间我也很难做取舍，还是那句话他们是两极的，而到我们这个时代应该没有那个么极端了。其实西方方法学不只是米歇尔·福柯，我只是翻译了福柯而已。比如巴赫金的“众生喧哗”，也是我在上世纪80年代把它译成中文的，巴赫金大半生在斯大林时代度过，却产生了这样繁复丰满的理论贡献。当然90年代还有德里达盛极一时。我觉得在这些理论中间要找到一个平衡点，而这个平衡点要为我所用，而不是刻意地依照哪一种评论。于我而言追根究底的问题是还是文学和历史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