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七下西洋動支天下13省錢糧才夠用

浏阳历史网 2019-11-30 08:45:03

郑和七下西洋:动支天下13省钱粮才够用

明代东莞县境内设有东莞千户所和大鹏千户所这些沿海卫所的军人,往往就是郑和船队武职人员的调配和补充来源

综合多种可靠史料估计,郑和历次下西洋的船队,规模都极为庞大,通常有大船二百余艘,总编制在二万七八千人之间,又以武职人员和军士居多,约在九成以上,除军事任务外,他们还要承担各类工作

但下西洋航程极为艰险,往往来回一趟就花费数年,很多人有去无回,史书有云“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郑和本人也是在宣德八年(1433年)七下西洋时病逝于海外,导致整个远征行动几乎是突然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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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永乐皇帝撑腰的宦官郑和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也早让朝中诸多高官觉得很不爽,他们有意销毁宫中保存的大量相关档案资料故除了郑和本人在《明史》立传外,他的船队核心领导层及管理干部的生平,只留下一些零零星星的材料,大多数普通随员的事迹,则几乎湮没无闻

尽管如此,经过当代中国及日本一些学者的努力,仍从史料中梳理还原了至少60多位随员的资料,他们大多来自江、浙、闽、粤等东南沿海省份

广东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学者陈忠烈就指出,有名有姓、事迹可考的广东籍随员共12人,东莞籍的占了5人,里面还有一对是父子如果按此比例推算,每次下西洋的二万七千多人中,东莞人必定不在少数

为什么郑和下西洋的随员中,广东人特别是东莞人多呢?

原来,郑和船队的高级武职人员,多出自直隶(迁都北京后又称南直隶,大致是今江苏、安徽两省及上海市辖区范围)和南京行在卫军,尤以锦衣卫军为骨干

一般军官和士兵,都是从各个卫所调拨至于普通技工和水手,多从闽、粤、浙惯经风浪的船民中挑选,大量民夫、杂役,则在正式起航前的水陆集结途中随时征发

既然郑和七下西洋有两次是从广东出海,当地壮丁应征随行,就是很正常的事了如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编纂的《广东通志初稿》中就提及,永乐十九年时,随征西洋的宦官在行经粤北重镇韶州(今韶关市)时,征用民夫、骚扰地方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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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明代时东莞县素称“吾粤中路咽喉地”,扼守广东中路海防线,县境内设有东莞千户所和大鹏千户所(辖地今分属香港和深圳)

这些沿海卫所的军人,往往就是郑和船队武职人员的调配和补充来源

这些东莞人在“征西洋”过程中也屡屡立功如东莞县人钟左,因父祖钟海清在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期间在旧港(印尼第一大岛,明朝曾设旧港宣慰司,为当时驻南洋最高行政机构)接受招安归国,他本人蒙荫加入锦衣卫,“下西洋二次有功”,升任南京锦衣卫指挥佥事东莞县人李真、陈永华,多次“赴西洋公干”有功,升任锦衣卫镇抚司

还有前面提及的东莞“父子兵”黄子成、黄本奴,父子成出身卫所,早年在海运途中殉职,子本奴递补,数下西洋,因功先升总旗,再升百户,在卫所里当上了中级军官

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正式迁都北京,同一年,郑和奉旨六下西洋此乃这位深得朱棣信任的大航海家,在永乐年间的最后一次远行

关于本次下西洋的准确日期和实际出发港,史书上记载不一近年来,据广东学者考证,郑和船队很可能是在当年十月中旬,由华南大港广州放洋出海而早在14年前,即永乐五年九月,郑和二下西洋,也是从广东起航

这与传统文献及人们一般印象中,郑和下西洋以南京附近的苏州刘家河为基地,大多从福建出海的说法,有所出入更有意思的是,现存极为有限的资料显示,郑和下西洋的随员中,有若干广东籍人士,尤以东莞人居多

扼守粤海咽喉的东莞,与中国历史上最壮观的一次海上冒险事业发生联系,既在意料之外,亦在情理之中

在明人茅元仪所著《武备志·郑和航海图》中,描绘了广东珠江出海口周边水道及岛屿分布,图中上部可见“东莞所”字样

除了沿海走私之外,明朝时的广东商民还自备船舶,直航东西洋诸国,即今东南亚地区,走私贩私,从贸易中取利

永乐元年(1403年),刚刚夺权成功的朱棣,改变了其父朱元璋以守为主的对外政策,在北方频频用兵,同时四出遣使,积极发展与海外诸国的关系他下旨恢复了洪武年间罢设的广东、福建、浙江三个市舶司,并派宦官为提督加以监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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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海外各国朝贡(其实是以此为名前来做生意),日本取道浙江,琉球取道福建,安南(今越南)取道广西,南洋多国通常走海路取道广东

因此,广东是明代朝贡贸易的最主要通道与枢纽,广东市舶司也是三市舶司中任务最重、规模最大、作用最突出的,连该市舶司附设招待来使的怀远驿,也是三省驿馆中最大,有各类房舍120间

永乐年间郑和六下西洋之壮举,在明廷官方来说,主要目的是宣扬天朝国威,慑服海外诸藩,客观上却拉动了东南沿海诸港的商船贸易发展,广东自然也大大受益

明代广州人郭在万历三十年(1602年)所修《广东通志》中记载:永乐五年九月“命太监郑和使西洋诸国,首从广东往占城国起”

这就是郑和二下西洋,船队从广东启航后,所经国家有占城、爪哇、暹罗、苏门答腊、南巫里、故里、柯枝、锡兰等,永乐七年才启程回国

民间史籍记载,永乐一朝,广东官船频频出海,走私活动(也相当活跃,沿海各县平民、官吏和卫所军士,都有参与粤东海滨,居民跟海盗及成分复杂的“倭寇”,来往密切,甚至窝藏接济,冲击海禁制度

除了沿海走私之外,广东商民还自备船舶,直航东西洋诸国,即今东南亚地区,走私贩私,从贸易中取利现代英国学者卡德在《中国人在荷属东印度的经济地位》一文中称:

“到十六世纪末,有相当多的中国人贸易中心出现于爪哇、锦石、泗水、饶洞、万丹、日葛礁和其他岛屿(苏门答腊、西婆罗洲)上,这些中国人都是福建和广东两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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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粤两地中国商民能大批移民侨居东南亚,在当地站稳脚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郑和下西洋时在那一带为明朝树立的崇高威望有可靠的文献记载,来自广东的侨民首领

在郑和的认可和支持下,甚至成为旧港“大头目,以主其地”,并传位给子女,俨然称王这更带动了不少广东商民前来侨居爪哇的情形也与此类似

前面提到过,东莞县人钟左的父祖钟海清,在郑和首次下西洋时,于旧港“应招率本管头目人船随同来朝,升正千户”华人移居海外,喜欢聚族而居,本县本府同乡也往往愿意扎堆,钟海清能号令众人来归,很可能他们都是莞籍的乡里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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